人类每逢疫病，总把动物当作元凶。有说这次疫情为蝙蝠所引发，其实，与果子狸、穿山甲一样，正因为自然物种的多样性，这个蓝色星球才成为人类的宜居之地。倘若地球上只剩下人类，该是多么单调和无趣！科学家指出，蝙蝠携带病毒是自然选择，何况蝙蝠还是林业害虫的天敌。倘若疫病因蝙蝠而起，那么是人类贪吃了蝙蝠，还是蝙蝠侵犯了人类？地球之上，所有生物都是平等的，任何种群的灭绝，都永远无法恢复。

　　蝙蝠本来是乡村生活的美好存在。老人们常常告诉孩子，蝙蝠是耗子吃盐变成的。乡下人口中的“燕巴虎”，疑似书面的“盐巴虎”。有这样的谐谑，老鼠娶了蝙蝠作新娘，却向同类炫耀：我老婆好歹也是“空服”……

　　古人笔下曾留下无数有关蝙蝠的美好诗文。唐代诗人白居易有一首《洞中蝙蝠》：“千年鼠化白蝙蝠，黑洞深藏避网罗。远害全身诚得计，一生幽暗又如何。”白居易描述了蝙蝠昼伏夜出、远害避险的生活习性。宋代诗人范成大也有一首《蝙蝠》：“伏翼昏飞急，营营定苦饥。聚蚊充口腹，生汝亦奚为!”“伏翼”是蝙蝠的别称。如果说唐人已经得知蝙蝠昼伏夜出的活动规律，那么宋人已经了解其觅食特点。元代诗人岑安卿也有一首《蝙蝠》：“蠢尔不知贱，高高亦戾天。饥惟掠蚊蚋，飞不避鹰鹯。白昼身无措，黄昏意自便。缅思谗佞辈，与汝可周旋。”岑安卿从蝙蝠身上看出其不事张扬、暗中行事的特征。他甚至把这一特征与人类的谗佞之辈相比较。

　　前引诸诗多从其习性入手，或平铺直叙，或略加引喻，立场大多平和而中性，而在元稹诗中，则是含蓄的揭露与指斥：“有鸟有鸟众蝙蝠，长伴佳人占华屋。妖鼠多年羽翮生，不辨雌雄无本族。穿墉伺隙善潜身，昼伏宵飞恶明烛。大厦虽存柱石倾，暗啮栋梁成蠹木。”他笔下的“众鸟”其实不是蝙蝠，而是某类人物，他们的危害已经不是蝙蝠感染肺炎，而已有危社稷和宗庙了。

　　在古代文人笔下，蝙蝠更多的是负面形象，曹植的《蝙蝠赋》大概是较早的一篇：吁何奸气，生兹蝙蝠。形殊性诡，每变常式。行不由足，飞不假翼，明伏暗动。尽似鼠形，谓鸟不似。二足为毛，飞而含齿。巢不哺鷇，空不乳子。不容毛群，斥逐羽族。下不蹈陆，上不凭木。

　　文章虽有缺佚，主体尚存，文中描述了蝙蝠的怪异习性，强调了蝙蝠的奸邪本质，“尽似鼠形，谓鸟不似”，“不容毛群，斥逐羽族”，这正是蝙蝠另类、怪异的生理特征。文中以习性阴暗、行踪诡秘、长相怪异、角色两栖几个特点，表达了对某些躲在阴暗角落，鬼鬼祟祟的蝙蝠类人物的批评与谴责。也许可以说，此文是以蝙蝠喻人，指斥世事，抨击邪恶的开山之作。

　　由于蝙蝠分布的广泛性，人们借用蝙蝠特有的生活习性与生理特征，表达对某些人类情感与活动的褒贬与爱憎，在世界各地也有共通性。古希腊的文学作品把蝙蝠作为批评对象，比曹植的《蝙蝠赋》要早得多。《伊索寓言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年）批评蝙蝠的故事至少有两则，一是《鸟、兽和蝙蝠》，一是《蝙蝠与黄鼠狼》。两者主题近似，后者更为形象：蝙蝠跌在地上，被黄鼠狼捉住，将被杀死的时候，请求饶命。黄鼠狼说，自己生来与一切鸟类为敌，绝不能放过他。蝙蝠说，他不是鸟，是鼠。黄鼠狼便放了他。后来，蝙蝠又跌在地上，被另一只黄鼠狼捉住，他再次请求不要杀他。这只黄鼠狼说，自己仇恨一切鼠类。蝙蝠说，他不是鼠，是鸟。他又被释放了。

　　在这个故事中，蝙蝠扮演的角色，是一个猥琐、被动的挨打者。而在一千多年后，在明代作家冯梦龙的《笑府》中，蝙蝠则成为一个不合群的倨傲者：凤凰寿，百鸟朝贺，唯蝙蝠不至。凤责之曰：“汝居吾下，何倨傲乎？”蝠曰：“吾有足，属于兽，贺汝何以？”一日，麒麟诞，蝠亦不至，麟亦责之。蝠曰：“吾有翼，属于禽，何以贺与？”麟凤相会，语及蝙蝠之事，慨叹曰：“如今世上恶薄，偏生此等不禽不兽之徒，真乃无奈他何！”

　　无论被动或主动，亦不分猥琐或倨傲，在形象上，蝙蝠缺乏美感；在生理上，蝙蝠满身病毒；在习性上，蝙蝠耽于阴暗；在品行上，蝙蝠行事乖违。这是一个貌似墙头草、骑墙派，两头不靠的家伙。诚如钱钟书先生在《管锥编》中所说：“蝙蝠之两头无着，进退维谷，禽兽均摈弃之为异族非类也。然今日常谈，反称依违两可、左右逢源之人曰‘蝙蝠派’。”这在东西方文学中的形象是一致的。

　　在西方，蝙蝠始终是邪恶的象征，这有美国电影《蝙蝠》为例。但在我国，不知始于何时，至少在建筑、刺绣、玉石、工艺等领域，蝙蝠变为吉祥。这样一个在很多人笔下形象丑陋，品质邪恶，满身病毒的家伙，到底是怎样与吉祥连在一起的？鲁迅先生《准风月谈·谈蝙蝠》这样分析：“蝙蝠虽然也是夜飞的动物，但在中国的名誉却还算好的。这也并非因为他吞食蚊虻，于人们有益，大半倒在他的名目，和‘福’字同音。”

　　据说，北京恭王府的花园里有9999只蝙蝠造型的图案，加上康熙御笔的“福”字碑，正好一万个“福”字，因此恭王府又被称为“万福园”。清代孟超然在《亦园亭全集?瓜棚避暑録》中写道：“虫之属最可厌莫如蝙蝠，而今之织绣图画皆用之，以与‘福’同音也。”虽然无论恭王府还是孟超然，都在有清一代，但邪恶之“蝠”嬗变为吉祥之“福”，并非始于清代。不过，清人蒋士铨的几句诗倒是阐述了吉祥文化的形成背景：“世人爱吉祥，画师工颂祷；谐声而取譬，隐语戛戛造。蝠鹿与蜂猴，戟磬及花鸟，到眼见猫蝶，享意期寿考。”《忠雅堂集校笺》诗中提到的这些动植物，其实与吉祥毫无关系，只不过“蝠鹿”偕声“福禄”，“蜂猴”音近“封侯”，“戟罄”隐寓“吉庆”，“猫蝶”声似“耄耋”而已。

　　这哪里是什么吉祥颂祷，只不过是酸腐文人的文字游戏！

　　就蝙蝠的文化寓意而言，西人似乎偏重于事物的本质，邪恶就是邪恶，蝙蝠很难说成什么好东西。国人偏重于事物的意象，只因“蝠”音近“福”，于是蝙蝠就莫名其妙地成了吉祥物，举凡雕梁画栋、针织刺绣、玉石玩具，到处充斥着人们意淫出来的“福”气。

　　此次疫情之初扒出的两位美女大嚼蝙蝠的画面，引发了人们的极大恐惧。其实，吃蝙蝠是“大补”，也是其来有自，《古今注》有所谓“蝙蝠……食之神仙”；《抱朴子》则说蝙蝠“阴乾末服之，令人寿四万岁。”而李时珍则指出：“服之令人不死者，乃方士诳言也。……其说始载于‘抱朴子’书，葛洪误世之罪，通乎天下。”他强调：“蝙蝠有毒，只可治病，不可服食。”

　　其实，无论福与祸，利与弊，“大补”还是病毒，在人，不在蝙蝠。还是管住人类自身吧。